丁建飞 松鸣
147×76cm
宣纸墨 2020年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杜甫在奉先拜见县尉刘单，刘单善画，杜甫在其府上目睹新画的山水屏风，惊奇又赞叹，于是作《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开头便说：“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枫树生，烟雾起，绝妙的艺术形象激发出诗人的灵感，留下了千古名篇。约三十年后，符载在《观张员外画松石序》中描写了画家张璪画“松石”的情景：“毫飞墨喷，捽掌如裂，离合恍惚，忽生怪状。及其终也，则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这两篇诗文不约而同地传达出当时的“新艺术”所引发的震撼，这种新艺术形式就是水墨画。这是中唐画坛兴起的一股影响深远的风潮，包括王维在内的诸多文人画家都参与其中，在新自然观的感召下，为揭示山水之“本真”，画家们热情地尝试更新颖深入的笔墨形式。树石、云水成为十分流行的题材，正如杜甫和符载诗文中透露的那样，它们像是新技法、新形式的试验场，推动水墨艺术蔚然大观。
基于“树石”所蕴含的艺术史信息，当我们今天以“树与石”为题做这样一个当代水墨艺术的呈现时，便自然地通过这个主题连接起古人与今人、传统与当代。这是一次当代水墨艺术家的小型成果结集，参展的都是一直在上海生活、创作，在水墨艺术领域深度实践，风格成熟的艺术家，这一次对他们的作品集中的展示，或许可以窥见当代水墨艺术探索中的某种地域共性。
笔墨是传统艺术的主要语言方式，它在古代画家们的实践中尽精微而致广大，成为文化与精神的一种写照，一种传统。在笔墨这条形式的长河之上，上海无疑是激起过浪潮而形成深厚积淀的地区：晚明以董其昌为领袖的“松江画派”将笔墨审美发展为极致的艺术追求，晚清“海派”借助金石与色彩将世俗审美融入文人笔墨，民国“新海派”在追求摩登风尚的表层底下藏着笔墨守正的矜持。笔墨传统的一脉相承与变通开拓的时代意识在这里始终并行不悖，上海中国画院老院长程十发的绘画将民间艺术、西方写实造型、少数民族服饰等多种元素融合在笔墨造型的趣味之下，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彰显。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前十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兴起了现代艺术思潮，在求新、求变的思想背景下，学院派艺术家开始尝试突破传统书法与绘画的程式规范，融合现代艺术的观念与形式。一时间，水墨与抽象、表现、观念、装置等各种现代、后现代艺术手法相联结，各种“实验”相继登场。但在“禁忌”被打破之后，却又多少有一些迷茫。任何一种艺术思潮，如若不能落实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情境中，仅仅表现为突破或者叛逆的话，那么在喧嚣之后往往不得其所；而当诸多“实验”令水墨这个悠久的概念模糊了边界之时，又当如何寻求其精神内核？巫鸿教授曾将艺术的“当代性”定义为艺术作品独特的历史性，即“以个性化的参照、语言及观点将现今这个约定俗成的时/地加以本质化”，那么，在经历过“出位”的初阶段之后，新水墨艺术需要建构更多的历史与当下的关联。
本次展览所邀请的九位艺术家大多有学院国画教育背景，是当代语境下水墨艺术的见证或实践者。他们当中，如王天德、蔡广斌在不同的阶段深度参与过水墨新形态的探索，其他的画家也都是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艺术程式的实践者。这一次，他们以个性化的手法与样式演绎“山水树石”的全新样态，也是他们近年来创作理念的呈现，总体上反映了从媒介材料、语言形式和图像观念等不同角度拓展水墨艺术的边界，寻求水墨多样性表达的实践成果。颇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也透露出某些共性：如王天德作品中对香棒烫烧的痕迹、逐层叠加的形式，碑拓与水墨艺术的并置，韩峰以时尚服装与钟表材料拼贴“模拟”笔墨“上色”的手法，何曦、邬一名、洪健、丁健飞等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对笔墨语言表现力的广度与深度的拓展，何赛邦、黄渊青对书画艺术内涵与形式本质的回归和笔墨精神性的建构等等，都有一个从“笔墨”入手的途径，展开语言、图像与观念的变化与重塑，由此，在个人的表达与艺术的历史、当下之间建立起自然地连接。这种从语言形式入手，融合新观念与多样性手法的创作方向，对当代新水墨艺术的创作生态的形成或许具有某种启示的意义。
一千多年前，晚唐荆浩隐居太行山，写貌山水，搜妙创真。他总结前人的经验撰成《笔法记》，成为宣示水墨画之初成的标志性文献。水墨在之后艺术史上形成了系统的价值与形式规范，其绵延不断的生态决定了在中国的艺术生态当中的独特学术地位，远非喜闻乐见的材料或异国情调的符号所能概言。在水墨艺术已深入人心，多元化的创作形态并行不悖的今天，当代的艺术家如何把握它作为艺术语言、作为传统和作为文化形态的内涵与外在？当然远非一个展览能够说清道明。柏格森在论说生命哲学时提出了“绵延”的概念，他以连续不断、有机统一的丰富性，前后渗透融合、延展进化的包容性来解释“时间”，他认为“绵延”是一种携带着过去走进未来，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的时间之流或生命状态。那么，借助柏格森的理论，本次展览中所呈现的探索与表达或可看作是水墨艺术作为一种生命体的绵延之维中的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