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自学成归国后始终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而新中国的建设，更加坚定了他为祖国、为人民创作的决心。1951年，他在致友人王莹的信中感慨：“国中文化事业，非常活跃，幸早归为祖国服务。”数日后，在致董寿平一函中再次指出“为人民服务乃天经地义”，并说道：“实中国自文人画以来，绘画即觉失去其独立性。昔日为文学诗词服务，今乃转向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徐悲鸿以身作则，在中央美术学院引领了为人民造像、歌颂奉献者的创作新风。
“中国起了根本变化，焕然一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为新中国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欣喜、赞叹，在《四年来我对于新中国的体会》一文中，他满怀热情地记述：“自1948年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中国起了根本变化，焕然一新。在短期内交通恢复、成渝铁路筑成、荆江分洪、官厅水库、修治沧河，一系列巨大工程，加上我们自己做的山东导沭整沂、苏北二百公里长的新沂河、各种重工业矿场的建立，真觉得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在形象上，中国是面目全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徐悲鸿工作繁重、事务缠身，但他依旧挤出时间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这一时期，他笔下的奔马都是双腿腾起、气宇轩昂的，极具奔放、开阔之感，他在画作上更是激动地题写道“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满溢激动喜悦之情；这一时期，他以深深的敬爱与感激之情为战斗英雄造像，在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召开期间特邀请了英模和劳模到中央美术学院，由全体师生为他们画像、塑像，徐悲鸿自己也创作出《海军战士赵孝庵像》《骑兵英雄邰喜德像》《战斗英雄郭俊卿像》等多幅素描和油画作品；这一时期，听闻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的修建，他又抱病奔赴山东，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劳模、民工形象，竭尽全力地搜集着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满腔热血地描绘着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和新变化。
《临沭县志》记载：1951年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徐悲鸿及其弟子一行三人来临沭陈家巡会村导沭工地体验生活（陈家巡会村为山东省导沭整沂委员会驻地）。
历史上，沂河、沭河就经常泛滥于鲁南、苏北平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忙于全民抗战，洪水灾害也没有得到治理。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苏北、鲁南仍有1200亩土地常年遭受水淹，500余万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人民急切盼望治理水害。1949年山东鲁南再次发生重大水灾，为根治水患，中央决定了引沂水、开挖新沂河。
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自1949年4月21日开工，经10期施工至1953年11月24日结束。第五期导沭工程开始的时候，正赶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开始。正是在这期间，徐悲鸿率弟子到水利工地现场体验生活，用画笔记录工人们高昂的建设热情和如火如荼的劳动场面。
“吾热爱勤劳智慧的人民”
沂蒙山区位于鲁南丘陵，地瘠民穷，人们的主食是粗粮煎饼和地瓜，民工们住着极其简陋的工棚，地上铺着稻草，身子底下只垫些羊皮、草垫子，很多人穿的是破袄单裤，用的劳动工具也是较原始的锨镐、抬筐、小木推车。徐悲鸿到水利工地后坚持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认为：“在这里我不是什么院长，而是水利大军的十万分之一，在干活方面我还是小学生。”
民工们全心全力、不怕吃苦的劳动热情令徐悲鸿深受触动，极大地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随徐悲鸿赴山东的学生梁玉龙曾回忆：“徐先生身体本来不大好，血压很高，在他身边总带着降血压药片。”“到工地写生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当场写生，一画就是一上午，春末夏初，常常被晒得汗流浃背，但为了把这些来自农村、勤劳淳朴的民工形象收入画幅，徐先生潜心作画，几乎忘了一切。”……
在水利工地期间，徐悲鸿画了许多民工的肖像画，近日在徐悲鸿美术馆（重庆）“为人民造像——徐悲鸿笔下的劳动人民”展出的画作《任继东像》，即是一幅极具代表性的肖像画。据梁玉龙回忆，任继东身高力大，每天能开土10立方米，外号人称“任十方”，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形象好，徐悲鸿很喜欢他，请他到住处来给他画像，“但这些民工只能在中午歇晌的时候过来，所以徐先生中午也就不能休息了。筷子一放，立刻就拿起画夹、炭笔画起来，一口气连画两三小时”。画面中的男性面部刻画精到，可以看出正当壮年，头戴遮阳帽暗示出这幅画创作于天气炎热之时，正呼应了徐悲鸿到水利工地的时间，微微皱起的眉头和隐隐显现的抬头纹，透着操劳，也凸显出任继东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品性。
导沭整沂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治水运动。劳动人民仅靠双手和双肩，一铲一铲地挖、一筐一筐地抬，用土车、扁担、铁锹、镐头、炸药等最简单的工具器材，在原本一片泥泞荒芜的水漫之地，平地开挖出一条长达144公里的新河道，开创了苏北治水历史上的奇迹。《导沭整沂画册》中描述这些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开山劈石，移河搬水，创造了过去所没有过的奇迹”。他们忘我的劳动、无私的奉献、不遗余力的付出、改天换地的决心、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劈开马陵山、开凿新河道的事迹，正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彰显和诠释。徐悲鸿内心渴望创作一幅新时代的《愚公移山》来歌颂这些劳动人民。他曾感叹：“过去我画过《愚公移山》，眼前这才是真正的愚公移山，一切有作为的艺术家都不应该失去这一极为难得的创作机会。”
徐悲鸿在水利工地时曾致廖静文（徐夫人）函，感慨道：“……吾热爱生活，热爱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热气腾腾，用龙腾虎跃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请不要担心我的身体……现在我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吾正在构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并为此抓紧写生。”
“当继续提起画笔，为人民贡献力量”
回京后的徐悲鸿，日益构思《愚公移山——导沂水利工程的万分之一》这一巨制。在水利工地考察期间，徐悲鸿创作了大量的素描稿，为筹划这一新作积累了大批素材。他在日常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继续整理着这些劳动人民的画稿，并曾对人说：“从前，我画过传奇故事中的《愚公移山》，当我见到新沂河的伟大水利工程时，觉得更亲切、更生动，论场面，论气派，论现实意义，当然不是《愚公移山》所能比拟的。”
1951年7月22日晨，徐悲鸿已不能起床，被送往中央人民医院，经中外医生诊断为脑溢血。他神志不清，不能进食。因积劳而致脑血管受损的徐悲鸿，在这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都只能遵医嘱长时间休养。但在病榻上的他也始终心系绘画，1951年11月出院回家休养后，在病床上便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画宣传画。1952年9月不顾医生的禁止，开始锻炼起床，减少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以锻炼身体，希望早日恢复工作；1953年年初气力稍有恢复，便开始为志愿军画马……在回复日本现代版画家尾崎清次一函中写道：“在我休养复原以后，当继续提起画笔，为人民贡献力量。”
遗憾的是，1953年徐悲鸿因病去世，他创作新时代《愚公移山》的构想也终未能实现，但这些劳动人民、这些光辉事迹将随着徐悲鸿的作品流芳千古。正如他在1953年9月为苏联《真理报》撰写的《文化的繁荣》一文中说的：“我一想到我们国家新的命运，心中就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激情。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想要走遍全国，把祖国各地的美景、每个豪迈的劳动者都画出来。我想要在描绘我们光荣的、创造性时代的创作中,表现出我自己的、热烈的感情，让它永远活在亿万劳动人民和后代子孙的心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