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祖籍安徽至德，1917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初三）出生于天津三多里周氏宅第。曾祖父周馥（1837—1921），官至总督。祖父学熙（1866—1947），近代著名实业家，民国间两次出任财政总长。其尊人明夔（1899—1970），又名叔迦，是著名佛学家。
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周先生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6岁开蒙，由桐城姚慎思先生担任塾师；18岁开始分别向唐兰、谢国桢两位先生学习；1936年初，问学于陈援庵先生，一直到1937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作旁听生。这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的治学，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喜欢从原始资料的搜集研究做起，数十年间记录了大量的笔记。正是这种在别人看来有些笨拙的方法成就了先生广博而厚重的学识，使未曾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先生成为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学者，在红学、敦煌学、清墨研究、佛学、唐史和明清小说诸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而研究过程中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成就了先生独特的收藏。
清墨收藏超越前人
受家庭的熏陶，周先生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旧时的书香门第，亲友间常常以墨相馈赠，婚姻嫁娶也以墨作贺礼。先生小时候看到许多墨块上的图案很漂亮，就时常拿来玩。后来，受鲁迅先生提倡版画的影响，认为墨不仅独具实用价值，还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和造型艺术，上面的图案就是精美的版画，于是逐渐收集起墨来。当时的藏墨大家寿石工喜欢收集清代年号墨，受其影响，先生也想收齐清代年号墨，研究清代墨的渊流和清代版画发展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先生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墨（其中大多数是名人自用墨），超过了寿氏所收的一倍。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收藏的道光御墨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藏墨大家寿石工有一二块，张子高仅有一块，先生藏有九块，不同年份者达八品，不同墨作者达六七家之多，当时的藏家无出其右者。1979年3月27日，先生将各式墨一千锭连同三十余件古代书画作品一同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特发给捐赠文物凭证（捐字第213号）。在堂兄周珏良去世后，先生又收购了其遗藏的婺源墨二三百笏。
约从1956年开始，京城雅好集墨的人士，若李一氓、张伯、张子高、尹润生、周珏良及绍良先生，经常不定期举行墨会。聚会时，大家各自拿出珍品，观摩品评、探本究源、去伪存真。从而成就了墨史研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明清墨的研究资料。
周先生不仅爱好集墨，还注重清墨的研究。例如，“贡墨”与“御墨” 过去一直混淆，笼统称为“御墨”。先生在《清代的贡墨和御墨》一文中从形式与意义上科学地界定了“贡墨”与“御墨”的区别；进一步阐述贡墨分为例贡之墨、织造与钞关贡墨和一般贡墨三种形式；御墨分为皇帝专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颁赏臣工的“御墨”两类。
又如，徐康所撰《前尘梦影录》三卷，吴昌绶取其上卷前部纪墨部分刻入《十六家墨说》，题作《窳叟墨录》，总计共四十七条。据徐氏自跋，可知其所记乃全凭记忆。先生撰写《〈窳叟墨录〉质疑》一文，逐条加以核实、考订，证明徐氏所记之墨多有仿造、臆造、伪造及误记之品，多达十七条错误。
曹素功墨铺是三百年来最为著名的墨铺之一。过去不注重墨工历史的研究，曹氏制墨各个时期的情况，不甚明晰。先生数十年来系统地收集曹素功制墨，进行深入研究后，编著了《曹素功世家》一书，凭借知见的曹氏制墨实物、《曹氏墨林》及一部曹氏家谱的残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自曹素功开始制墨设肆，迄述文辈所经历十三世的历史。这是第一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历史的著作。
先生撰写了大量的墨跋，其中专门研究、考证清代制墨的部分汇编为《清墨谈丛》一书；名流自用墨考证的部分为《蓄墨小言》一书。
富藏善本，别开蹊径
周先生很早就开始藏书，青年时期战乱流离之中，没有足够的条件从事于正宗正统的收藏，却炼就了敏锐的收藏眼光，形成了独特的收藏视角，除了《红楼梦》各种版本的集藏外，先生还专门收集唐代墓志拓片、明清刊刻的通俗小说、宝卷、佛经和《大统历》等等。这类藏书对于当时正统的藏书家来说，也许是旁门左道、不屑一顾。但正是这些独特的收藏，后来逐渐为人所重视，使先生跻身于著名藏书家之列。江南著名学者王佩诤（1888—1969）的《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即有《周绍良》一首：
深闺文笔六百卷，榴花入梦鼓子词。
小说珍本复孤本，牛腰巨梃箧藏之。
王氏与先生的墨友巢章甫来往密切，听巢氏介绍过先生藏品后，异常钦佩，尽管年龄上他是前辈，但还是在《续补藏书纪事诗》中加了《周绍良》一首。现在，先生是《纪事诗》记载的藏书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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