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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中汉阙:中国现存最早地上建筑

        作者:萧易/文 陈新宇/图2014-04-16 10:33:29 来源: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

        【蜀中古建1·汉阙】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人李白这首《忆秦娥》,残破的汉家陵阙与萧瑟的西风残阳,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一幅绝美的意象。词中的陵阙,便是中国最古老的地上建筑,中国现存汉阙29处,其中20处在四川,分布在新都、雅安、芦山、梓潼、绵阳、德阳、渠县等地,走近它们,如同翻开一部最古老的建筑史。


          话说汉阙


          雅安与渠县,是四川汉阙两个集中区域,而在昔日的金牛古道上,也分布着众多汉阙,比如新都、绵阳、梓潼。新都王稚子阙在新都弥牟镇西北5里,传说是兖州刺史王稚子墓前陵阙,不想“文革”中被毁,从宋代赵明诚《金石录》收录的拓片来看,阙上有“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稚子阙”隶书题刻。王涣字稚子,新都人,曾任河南温县县令,因政绩卓著升为兖州刺史,元兴元年(105年)卒,归葬故里,并于墓前立双阙。


          从新都往北,德阳黄许镇蒋家坝,距离宝成铁路不远处,有一处司马孟台阙,当地人也称为高碑或汉碑,现残存右阙,阙身正面犹存“上庸长”三字。这处汉阙宋时就引起过金石学家的关注,《隶释》记载右阙身上有“汉故上庸长司马孟台墓道”十一字,左阙无载,看来早在宋代左阙就已毁塌了。


          绵阳市北郊4公里仙人桥附近,有杨氏双阙,相距27.2米。左阙高5.14米,南北朝时期,佛教信徒在阙身开凿了密密麻麻的佛龛,至今仍能看到“观音大师……大通三年(551年)闰月二十三日弟子许善”题记,也让古老的汉代建筑多了几分梵音;右阙通高5.21米。


          梓潼有李业阙、杨氏阙、贾氏阙、无名阙四座,李业阙位于梓潼县城南约2公里的长卿山下,阙身上刻有“汉侍御史/李公之阙”隶书。李业的事迹,《后汉书》有载,他是梓潼人,“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之不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其气节历来为后人称道。


          贾氏阙位于梓潼县城南约两公里的太平乡境内,西距李业阙0.5公里,双阙俱存,但顶盖与楼部已毁,远远望去如同两个石堆,当地人又称“书箱石”,传是蜀汉大将邓芝的墓阙,《梓潼县志》记载“蜀汉邓芝墓,县西南五里有二石阙。芝高阳人,仕蜀为车骑将军”,恰与此阙位置颇为吻合;无名阙位于川陕公路旁,当地人称“九块石”,现存左阙,据传是汉代流寓梓潼的边韶的墓阙。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2013年4月,“芦山大地震”第三天,芦山街头依旧瓦砾遍地,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救援卡车驶向震中。108国道旁,有个院落铁门紧锁,我让司机停车,透过铁门的缝隙往里面瞅:古老的樊敏阙依旧屹立在院落中,一个个威猛矫健的东汉神兽,守护着这个灵气十足的院落。


          这个叫芦山东汉石刻馆的院落我并不陌生,几年前参加一次古建筑的调查,就到过芦山。依稀记得那是个黄昏,管理员打开斑驳的铁门,一个汉代的世界跃入眼帘:轻柔的阳光洒落在阙身,散发出黄色的金光,被青苔爬满的阙身石花斑斑,残破的顶盖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屋檐。


          这便是樊敏阙。“阙”这个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古代皇宫大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或“神庙、陵墓前竖立的石雕”。第一种也称城阙,古典诗词中常常出现,比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诗经·郑风》,“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另一种便是宗祠阙或陵阙,宗祠阙是宗庙、神庙等门前的建筑,陵阙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的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唐代诗人李白就在灞桥看到了残破的陵阙,写下了这首《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樊敏阙,就是樊敏墓前的陵阙,樊敏是蜀郡属国青衣县人,建和年间(149年),樊敏出任青衣羌国国丞;延熹二年(159年),40岁的樊敏被举为孝廉,并于次年调任永昌郡出任长史,203年,樊敏与世长辞,部属将其归葬芦山,建立石阙,祭奠这位汉朝仕子。


          两汉时期,伴随着一个个汉朝郡县的建立,恢弘的城阙遍布大汉王朝的每个角落,却鲜能保存至今。中国现存汉阙二十九处,其中河南四处、山东四处、北京一处,其余二十处均在四川,除了河南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为宗祠阙外,其他均为陵阙。四川的汉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芦山、渠县、梓潼、忠县等地。


          一个月后,从芦山传来消息,地震造成樊敏阙第二层以上断裂,阙顶面临垮塌,相邻的雅安高颐阙阙体也被震裂,构件震落在地。这些屹立了两千余年的建筑,如同一位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屹立在四川盆地的荒野田畴。亲近它们,如同翻开一本发黄的汉代建筑史。


          雄浑大气 雕刻精良


          樊敏阙高495厘米,由台基、阙身、楼部、顶盖四部分组成,汉阙是仿古建筑,通俗点说,台基相当于房屋的地基,阙身如同墙体,顶盖则形如屋顶。樊敏阙的台基与阙身,均为上世纪50年代修复,相比之下,雅安高颐阙完整地保存了左、右双阙,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人的建筑形制。


          高颐阙左阙仅有台基、阙身是汉代旧物,顶盖是后来加上去的。台基最下方为列柱,柱上架设大梁,类似干栏式建筑。长江流域雨水充沛,成都平原古时更有“卑湿之地”之称,湿气颇重,古人砍伐树木,一端削尖,夯入土中,绑上纵横交错的地梁,铺上木板,这样一来,房间与地面就有了10-30厘米的落差,这种建筑结构,被形象地称为“干栏式”,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了一个1万平方米的干栏式建筑遗址。高颐阙的台基,正是“干栏式”的体现。


          阙身由四层石材构成,背面刻有四行十六字隶书:“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吏/举孝廉诸部从/事高君字贯方”。阙主高颐以孝道举孝廉,后官至益州太守,卒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八月。


          右阙基本完好,又以楼部最为精妙。建筑学上,楼部可以分为纵横枋子层与斗拱层,高颐阙楼部由四层石材构成,雕刻出行图、鼓琴图、鸟兽率舞图、季札赠剑图、夷人献宝图等等。夷人献宝图场面恢弘,一名挽着双髻的女子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门外一个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男子跪立在地,手举飞鸟,身后跟着一个赤裸上身、光头大眼的夷人。高颐曾在益州出任刺史,其地域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内,阙上所刻“夷人”或许正是高颐为官一任的再现;而诸如三足乌、九尾狐等图案,则寓意汉代人心目中的天国,暗示墓主会得到西王母的不死药,遨游仙境。如此一来,生与死,现实与神话,在汉阙上构成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站在石阙下抬头仰望,你会发现顶盖下有一圈形如如意的构造,这是斗拱。“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与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对梁的破坏问题;不过,它们又是一些艺术品,无论从艺术或技术的角度来看,斗拱都足以象征和代表古典建筑的精神与气质。


          中国木构建筑的历史颇为悠久,柱网结构与榫卯技术在新石器遗址中屡有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屋顶已采用重檐四坡样式,殷墟好墓出土的铜偶方彝上也能看到斗拱雏形。时至汉代,一套完整的建筑模式业已成型。汉代是一个稳定、富庶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修建于汉高祖时的未央宫与汉武帝时的建章宫是其中的代表作,史载未央宫周回二十八里,可以考证出名目的宫殿就有八十多座。


          汉代的未央宫、建章宫早已在漫漫尘世中化为废墟,难以复原。高颐阙以准确比例刻出各种构件的外形,令后人得以管窥汉人的建筑样式、比例与技巧,为复原未央宫、建章宫提供了依据。从石阙看来,汉代斗拱较后世粗大,其粗壮笃实的风格与汉人雄浑的建筑设计颇为协调;石阙顶盖最长挑出阙身一米以上,可见汉代匠师已解决了大幅度出檐引起的因应力问题。


          学者陈明达在《四川汉代石阙》一书序言中指出,汉阙是中国现存地面之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建筑,为后人了解乃至复原汉代建筑提供了可靠依据,对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古建筑源远流长的历史与美感保存至今。


          跨过双阙 便是天门


          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中,汉阙也命运多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久久无人问津,直到100年前才为世人所知。1914年2月,一支由汉学家色伽兰率领的法国探险队从京师启程,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西部考察,并于同年6月来到高颐阙前。色伽兰怎么也没想到,面前的建筑居然来自两千年前的汉朝——那个被他誉为“雄健而人性”的时代。1923年,色伽兰将石阙照片向世界公布,欧洲人大为惊奇,几乎引发了一场探险热。


          来雅安前,色伽兰还到了渠县,对这里的几处汉阙进行考察。2012年,我来到渠县,这里被称为“汉阙之乡”,中国现存二十九处汉阙,就有六处在这里,真是名副其实了。渠县汉阙分布在县城到土溪镇的公路旁,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西无名阙,除沈府君阙是双阙外,其他已是形单影只。


          细雨迷蒙,路上少见行人,土溪镇赵家村村口的茶馆里,乡民们端着盖碗茶,吧嗒着叶子烟,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一百年前,当色伽兰闯入乡民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否也曾看着这个忙碌的法国人?茶馆对面,便是冯焕阙,阙高4.38米,顶盖破损,葱郁的青苔似乎把它染成了青翠色,楼部雕刻的人像的躯体早已不知去向,手里的琴弦不知还弹着哪出汉代的乐章,阙身正中雕刻着两排飘逸的汉隶——“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阙主冯焕为东汉巴郡宕渠人,汉安帝年间官至幽州太守,在任秉公执法,疾恶如仇,得罪了不少官吏、豪强,豪强为了报复,假托皇上旨意将冯焕收入监中,冯焕病死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公元121年,冯焕归葬宕渠,部属在墓前为他建立石阙,祭奠这位屈死的汉代忠臣。


          离开冯焕阙沿着公路前行约3公里,路边不时能看到破损的石兽,水田中有个围墙,围墙中间,赵家村西无名阙静静矗立在中央,楼部第一层隐约可见一个裸着上身的男子,戴个平顶帽,旁边一个大猴怀中抱着小猴,似乎是幅狩猎图;第二层正面为仙女骑鹿图,背面为仙人六博图;第三层为拜谒图,画中的大门半闭,一个宽衣博袖、衣带飘飞的男子站在门外,后面跟着一个奴仆,正等待召见。


          东无名阙距离西阙300米,楼部雕刻着生动的汉代狩猎图:一人行猎,两只兔子在草地中疯狂逃窜,猎犬正在凶恶追赶,上方有两只凶恶的老虎,一男子用尽全力拉着虎尾。如果没有雕刻,汉代无疑是一个遗憾的年代,汉朝人将他们生前宴乐、出行、狩猎乃至他们想象中的天堂雕刻在石刻之上,给后人展示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对死亡的态度以及梦想中的天堂。


          围墙旁的水田里,赵强文与老伴正在插秧,他告诉我,听老一辈说,汉阙过去是没有围墙的,就在水田里,牵着牛下地的农民,把牛牵在石阙旁,农人在地里干活累了,就在石阙边吸两口叶子烟,有的人家缺个石碾、石磨,不想走远路到山里敲石头,就把石阙凿下来。老赵说的,与一百年前色伽兰看到的,或许并无太大区别,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考古记》中记录下了他的所见:“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湮没。渠县有一无名阙,业已倾斜,崩塌之期谅不久矣。即不崩塌,亦必因其障碍农作,占据有限耕地,为人改作磨石,中国古迹因此而毁者甚多。”从庙堂神物到农家工具,汉阙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川已故学者冯汉骥认为,汉代只有官位在“二千石”的官员,死后才能竖立石阙,“二千石”是汉代官阶,汉代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分,其中太仆、卫尉、大司农、太常、大鸿胪为中两千石,太守、太子太傅、京兆尹、大长秋为二千石。回头看这些四川汉阙的阙主,樊敏做过巴郡太守,高颐官至益州太守,德阳司马孟台阙主曾是“汉故上庸长”,渠县沈府君为“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新丰令交趾都尉”。冯汉骥的观点,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有意思的是,在四川各地出土的汉代石棺上,经常能看到双阙图案,甚至连许多夫妻合葬崖墓也不例外,这让学者们颇为疑惑,难道他们夫妇都曾官至“二千石”?简阳鬼头山崖墓出土的画像棺上,双阙间刻有“天门”的铭文,学者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双阙是天门的象征,是人间与天国的界线,汉王朝的禁令并不能禁绝汉代人对天国的渴望——跨过天门,成为天堂的一分子,这是汉代人心目中的“阙”。萧易/文 陈新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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