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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静文回忆:徐悲鸿与云南的情缘

        作者:核实中..2012-07-18 15:54:08 来源:云南日报
        悠悠几十年过去了,廖静文与徐悲鸿伉俪纵然早已阴阳两隔,但是廖静文的魂魄、情志始终不渝地追随着最挚爱的人,如影随形,须臾不离。今天,徐悲鸿与云南的故事,从廖静文的口中娓娓道来——

          “名人往事”开栏的话:

          云南文化灿烂,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享有“文献名邦”的美誉。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曾诞生了熊庆来、聂耳、郑和、艾思奇等大名鼎鼎的人物,云南可谓人才济济,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云南的神奇美丽,也吸引了中外名人在这里留下足迹,他们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创造了不朽的文化历史篇章。因此,本刊特别策划,推出“名人往事”专栏,以云南文化名人和曾经在过云南的文化名人为内容,每篇文章独立成篇,形成系列,抒写文化名人在云南的往事,观照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期发掘云南历史文化的优秀遗产,为传承与发扬云南文化作出贡献。

          新年伊始,在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我如约拜见了89岁的廖静文老师。

          如此高龄的老人,会是什么样的状貌和精气神儿呢?当我走进徐悲鸿纪念馆二楼的会客室时,正在迎候的廖老从沙发上站立起来的一瞬间,竟令我这个晚辈眼前粲然一亮:这位饱经沧桑的耄耋老人,居然还是显得那么端庄、美丽。挺拔的身材,穿一件十分合体的墨绿色金绒长大衣,在两个扣子之间潇洒地系着与大衣同样质料的腰带,把苗条的身姿勾勒得格外秀美。落落大方的西装领内围着一条红底白花的纱巾,犹如绿叶丛中的一朵鲜花。最俏丽的是,在她乌黑略卷的秀发上,斜戴着一顶紫红色的船形帽,更显示出外貌、心态的优雅和年轻。我想,这一身装束、打扮,即使在时下寒风凛冽的北京街头,也是诱人注目而艳羡不已的。当我同廖老握手时,我察觉到对方皮肤的温暖、软和而细腻,而那白净的几乎没有明显皱纹和老年斑的脸上,经过描画的两弯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明眸闪耀着温润而又充满睿智的光芒。此刻,我不由得想起廖老讲述过的有关修饰美、服装美的话题:“我觉得妇女都应有爱美、爱艺术的特性,比如着装也是一门艺术,支持丈夫的事业也应讲点艺术,不管丈夫从事什么工作,都有义务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是每一个妇女的责任。”

          194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成都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后来,徐悲鸿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魅力打动了她的芳心,使她不顾父亲、姐姐的反对,同比自己大28岁的贫病交加的画家甘苦与共、相濡以沫。婚后才7个春秋,徐悲鸿于1953年9月26日不幸病故。从此,30妙龄的廖静文就带着两个五、六岁的儿女,为抢救、捍卫徐悲鸿留下的堪称国宝的遗产而开启了漫长的艺术苦旅。就在一代大师溘然仙逝的当天,她决定将徐悲鸿创作的1350多件作品(包括不少写有“静文爱妻保存”字样的)、收藏的1250多幅唐、宋、元、明、清的绘画珍品、外国名画以及上万册图书、图片、碑拓等美术资料全部捐献给国家。廖静文说:“当我整理完悲鸿的作品后,就将家中的钥匙交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因为悲鸿是人民的艺术家、人民的儿子,他的作品和收藏也都应该属于人民,属于全人类,我绝不能据为己有。我这样做也是实现悲鸿生前的愿望。”于是,她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一边为保养、修复、装裱徐悲鸿的作品和筹建徐悲鸿纪念馆而操劳、奔波,一边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为撰写《徐悲鸿的一生》等书稿而提高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

          徐悲鸿纪念馆于1983年1月31日正式开馆。50多年来,廖老一直亲任馆长暨法人代表。她虽然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附近,却每天都到纪念馆上班,寒暑不易,风雨无阻。近几年来,她依然坚持早上7点多起床,随便喝点牛奶、稀饭,就与成千上万的青壮年人一样,涌入车水马龙、人潮滚滚的市中心。

          这位身为曾祖母的老人家,儿女皆已年近古稀,为什么至今没有退休?原来,她除了处理馆里的日常事务外,要接待大量的中外宾客,策划各种展览、纪念会,组织学术、艺术的研讨、交流活动,此外,廖老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常委、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等职务,还要参加多种重要会议和社会活动,甚至远赴俄罗斯、捷克、日本、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举办徐悲鸿作品展。今年元旦前,她刚由儿子徐庆平(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陪同到香港出席一个青少年美术大赛的颁奖会。

          眼前,在廖老博大的心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徐悲鸿纪念馆的扩建改造工程。据知,北京市政府已在现馆址周边批了5000平方米的空地,将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多功能的新馆,使展览面积、设施和高科技手段等方面皆可大幅度提升。预计2013年新馆落成后,展厅能同时接待600人。

          徐悲鸿生前曾给廖静文写过一首情诗:“灯昏又入夜,无计息相思。魂已随君去,追随永勿离。”几十年来,廖静文对徐悲鸿梦萦魂牵的痴情思念,正是演化为对徐悲鸿精神以及一切真善美艺术的永不离舍的执着追随。

          所以,廖老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对徐悲鸿在云南的事迹分外重视。于是我们之间也就一见如故,有了滔滔不绝的共同话题。

          徐悲鸿与云南的情缘

          早在1932年,云南富民县永定镇的贫苦农家子弟廖新学,不远千里去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亲炙徐悲鸿的指导和教诲,打下了素描写生和油画创作的坚实基础。1934年6月,廖新学遵从徐悲鸿先生嘱示:“去法国,最好是学雕塑,中国很需要雕塑人才”,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让·布歇教授的雕塑室学习。后来,廖新学被英法文版的《巴黎报》赞誉为“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雕塑家之一”。 廖新学在法国时期,恩师徐悲鸿仍与他鸿雁传书,对他进行指点和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对地处边疆的廖新学始终关怀备至,从1950年10月7日的信中可感其至爱至诚之心:“——工作以普及为主,遵照毛主席文艺座谈会所示之方针,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大众喜闻乐见,要有教育人民的意义。弟于此无何问题,唯须多看新书搞通思想(为人民服务),因为以往我们做出的东西,确为一般人爱闻乐见,但不是为他们服务,此节甚为重要。”1952年,廖新学教授担任昆明师范学院艺术科(1959年独立为云南艺术学院)主任,为边疆的高等艺术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3月23日廖新学因患肝硬化不幸早逝,与恩师徐悲鸿一样享年仅有58岁。临终前,廖新学效法徐悲鸿、廖静文贤伉俪的榜样,留下遗言:“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所有作品完全由党来处理。”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把廖新学现存的全部作品交省博物馆收藏。

          1942年1月,出访印度、新加坡后的徐悲鸿取道缅甸回国,他携带在海外参展筹集抗战义款的大批书画金石、艺术珍品,由畹町口岸入境。3月6日起,徐悲鸿在保山举办劳军画展,共展出600多幅名贵作品,在一个月内观众达30余万人次。徐悲鸿将画展门票与卖画收入悉数捐献以慰劳抗战将士。当时,保山的青年学生赵国亚、王德鸿、马力生等多次向徐悲鸿请教绘画之事。赵国亚回忆道:“徐悲鸿先生对我们的求教没有丝毫推辞、敷衍之心,总是真心诚意,宽厚仁和,掏怀以示,一点没有大画家的派头。”徐悲鸿曾赠给赵国亚一幅奔马图,题写了对联:“敝庐何必广,壮图在自强”,并在赵国亚的纪念册上书写:“民奋发则国昌”。1948年后,徐悲鸿又将自己的《天马图》、《鹰击长空图》以及齐白石送给廖静文的《紫藤图》寄赠赵国亚,且在《天马图》上题诗一首。在保山,徐悲鸿曾专程参观了第一国立华侨补习学校,与同学们一起筹划抗战壁报,还捐款供该校购置图书。

          随后,徐悲鸿在大理驻留了一个多月,举行了一次义卖。他将全部收入2万余元通过富滇银行汇往总部设在昆明的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徐悲鸿还应邀到从武昌迁徙到大理喜洲镇的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大学)讲授美术课。在大理期间,徐悲鸿一般是上午作画,下午出游、写生。在游览清碧溪时,他拟了一副楹联:“乞食妙香国,销魂清碧溪”; 观赏过银苍玉洱后,他又题写了另一副楹联:“和风荡洱海,白雪点苍山”。1942年3月下旬,徐悲鸿登宾川县境的鸡足山,在悉檀寺住宿数日,览胜探幽,入刹访僧,留下了珍贵的书画墨宝,如水墨画《雄鸡图》、《雄鸡竹石图》、《翠竹寒林图》、两幅观音像,还赋诗几首,如:“土壤肥沃鸡山道,可辟梯田八万顷;善政倘能分配好,丰饶足食十万人。”“信是先知先觉难,佛光早指翠微间。灵鹫一片荒凉土,岂比苍苍鸡足山。”徐悲鸿在金顶观赏日出时,情不自禁地出口盛赞鸡足山的联句:“万仞重青峰峦合与峨嵋秀,九曲叠翠崖嶂还比泰山嵘。”这些珍稀的文化遗产,使佛教名山更增添了璀璨的艺术灵光。

          1942年9月,徐悲鸿在武成路华山小学礼堂举行抗日劳军画展,作品有百余件,其中包括大幅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群马》等,大幅油画《彳奚 我后》、《田横五百士》,质量之高,冠绝一时,万人空巷,观众如堵,成为云南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当时,年仅27岁的袁晓岑在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引荐下,由熊庆来之子熊秉明陪同,携一幅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的描写骏马在河边饮水的国画,登门向徐悲鸿请教。徐悲鸿给予指点后,嘱示他多画速写,多对实物写生,并将自己画马的速写本借给他看。徐悲鸿还多次带袁晓岑出外写生,或者当面作画示范,耳提面命,现身说法。有一天,徐悲鸿应邀到袁家做客,见袁晓岑为写生而饲养的孔雀翩翩起舞,对照其所画的足以乱真的孔雀羽翎,兴奋不已地鼓励道:“自古以来画孔雀的人不多,你既能以造化为师,加上又有云南那么好的条件,只要坚持钻研,锲而不舍,将来会独树一帜,必然成功。”这些金玉良言,几乎成为袁晓岑艺术生涯的座右铭。

          当然,徐悲鸿在昆明期间,还有其他人蒙受他的关怀和教诲。如时年仅15岁的中学生卢开祥后来曾在回忆文章里写道:“他一边看我的画,一边细心地给我讲初学画画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又从抽屉里找出几张照片,一张是他和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合影,写上‘开祥弟存,悲鸿,壬午’。其余3张是他作品的照片,也都题上字,送给了我。徐先生还讲,‘我到重庆后要筹建中国美术学院,等确定后,我会告诉你,你现在应把功课学好,作为一个画家,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第二年,徐悲鸿先生果然给卢开祥来信,让他去重庆读书。自此,这个昆明青年就有幸在徐悲鸿身边学画。

          廖老说:悲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去到云南的,他在那里同云南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充分表现了一个人民艺术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悲鸿很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在我写的《徐悲鸿的一生》以及《徐悲鸿传》、《吞吐大荒》等书里都有比较具体细致的描述。从滇西到昆明,从上到下的云南人都欢迎悲鸿,善待悲鸿,他在各界人士中交了许多朋友,悲鸿非常喜爱云南,所以他才能在云南工作、生活得那么长久,而不是行色匆匆的过客。后来,悲鸿经常对我提起云南,他说:“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一个美丽的地方,昆明更是四季如春,气候宜人。可以成为我国有功之人休憩、养老的好处所。”可以说,云南、昆明给悲鸿留下了相当深刻、美好的印象,是他一直向往重游的故地。

          廖静文在云南

          回忆起2004年的云南之行,廖老显得异常兴奋,仿佛眼前重现了一幕幕令人愉快和怦然心动的往事。为了纪念中国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云南保山市和省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一个徐悲鸿遗作展,将回顾当年徐悲鸿在保山、大理、昆明等地的爱国义行与歌颂滇西军民浴血杀敌的壮举结为一体,以求珠联璧合、文武交辉。时年82岁的廖老对于云南方面的计划十分赞同和支持,应邀专程来到昆明,她带来了从徐悲鸿纪念馆里精选的40幅书画作品(包括《愚公移山》等名画原件),亲自指导布展。届时正临近徐悲鸿诞辰110周年,三喜同庆。展品除了大师的国画、自画像、爱妻廖静文像等美术作品外,还有徐悲鸿所住的旧宅照片、徐廖夫妇的合影以及徐悲鸿作品在香港等地展览的照片。徐悲鸿遗作展开幕那天,虽然大雨滂沱,然而省博物馆门前观众云集,花篮林立,气氛隆重而热烈,云南省党政军的多名省级领导、70多位厅级干都和袁晓岑等著名艺术家出席了盛大的庆典。廖静文当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一周多的展览期间,文艺、博物、企业等界的人士纷纷聚会,邀请廖老讲课、座谈。许多崇敬徐悲鸿、廖静文的普通群众慕名而来探望廖老,向她求教、咨询一些问题。让她喜出望外的是,“想不到,在云南还有那么多的悲鸿书画的真迹。”廖老笑逐颜开地说。最令她惊喜的一件事是,保山电视台的高级政工师马德寿同志,特意带了一个纸盒子和笔记本来拜访廖老,言称他父亲马力生原为保山的一名中学老师,曾经当过徐悲鸿的学生。纸盒子里装的是徐悲鸿亲赠马力生的两幅画和一幅字,且均有大师的题款、签名和印章。廖老仔细审验和辨认后,当场果断拍板:这三张字画都是真的!此时此际,收藏者自然惊喜万分,如获至宝,廖老也因为在21世纪初的云南边疆居然新发现了至爱亲人的遗墨而无比欣慰。那笔记本里有马力生当时所写的日记,其中载录了徐先生在保山举办画展、特别是教他绘画的一些情况,廖老都饶有兴趣地一一阅看了。2012年2月26日,应我索要,马德寿先生将其父马力生写于1942年3月的多篇日记原文从保山发至本人电子邮箱,在此摘录3月8日的一段以飨读者:“——吾遂即搭车入城,至夜即将所有画拿着去请徐先生指教。一进门见他正在作画,如椽大笔一挥,几分钟一幅骏马奔腾图跃然纸上,而后接待我们。我把过去画的几幅人物、花鸟、动物以及一幅日寇‘轰炸图’请他指教,而后他将汽灯上起,逐一看过,都说不错。他笑容可掬地指着‘轰炸图’说:‘这一图画上一架飞机就更好些。’唯摹刘海粟的一幅走马,按其所云较海粟的好,并即将其所作很多的铅笔写生、各式的马、各式的牛;各样的人给我观看,人像中有印度革命家甘地、大诗人泰戈尔。其即对我说:学画之道不在临摹仿拟而要多注意写实,大自然即伟大之教师也。”

          对于这次云南之行和徐悲鸿遗作展,廖老至今记忆犹新,回味甘美。她动情地说:“我到云南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经深切感受到当年悲鸿为什么那样热爱云南、赞美云南。确实,云南不仅自然条件好,风光优美,物产丰富,而且有深厚的人文历史,是个人杰地灵的很有文化的地方。希望云南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云南文艺界的朋友们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我想通过媒体对云南人民说的几句话。”

          愉悦的晤谈快结束前,廖静文惠赐了我一幅墨宝,只见她那白净而瘦削的纤细之手举起碳素钢笔,聚精凝神地思索了一下,就在一张16开的白纸上,异常娴熟地书写了八个遒劲洒脱的直行繁体字:“明耻教战 多难兴邦”。观赏那即兴书法作品,我不得不叹服她的笔力还那么雄健流利。这题词是徐悲鸿先生在抗战时期最爱写的名句。廖老向我诠释说: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悲鸿一直在呼唤中华民族深明荣耻、奋勇抗敌的战斗精神,鼓动人们在多灾多难的逆境中发愤图强,转危为安,使国家复兴昌盛起来。我暗自思忖:今天,她老人家重新题写当年徐先生著名的八字箴言,固然是激发了对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的深情,有抚今追昔的怀念之意,同时也寄寓了一位老艺术家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也即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思想。刹那间,我脑海里忽然地闪出一组发人深思的历史镜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是徐悲鸿首先带头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且坚持沿用原词原曲,一字不易。这一主张得到毛泽东主席等开国元勋们的赞同和支持,并在全体大会上表决通过。

          廖静文对徐悲鸿的缱绻情愫,因为与高尚、圣洁的大爱大美相连通、相融合,将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的楷模,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责任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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