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宣家鑫 2011-07-21 16:23:23 来源:《解放日报》
1956年6月，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巴黎东方博物馆开幕，7月上旬，张大千近作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展出。两个画展大大征服了西方观众及画坛权威们，这让张大千信心倍增。兴奋之余，他向当时在巴黎已经很有名气的中国画家赵无极等人提出，要拜访毕加索。可是大家劝张大千打消这个念头，说毕加索是个不可一世、傲慢无比的画家，以你今天的画坛地位，万一遭他拒绝，岂不太丢面子？张大千又请罗浮宫博物馆馆长帮忙，谁知这个堂堂的博物馆馆长、巴黎艺术界的名流竟然也拒绝说，毕加索名气太大，他不敢去约。张大千偏不信邪，索性让翻译直接给毕加索的别墅打电话。
毕加索欣然向张大千发出了邀请，东西方两大画坛巨擘终于在毕氏的“加利福尼亚别墅”见面。毕加索称张大千为“了不起的天才画家”，然后拿出用中国毛笔临摹的五大册中国画，毕加索说自己正在学习中国画法，请张大千指教。待张大千把画册全部讲解完毕，毕加索认真思索一会儿，盯着张大千的眼睛认真地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当张大千说西方有很多优秀艺术时，毕加索使劲摇着头，很诚恳地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首先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于你们中国……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谁也没有想到，名气大、傲气大、架子大的西方画坛泰斗，会这样热情地接待中国画家；谁也不会料到，毕加索竟然对中国艺术如此推崇备至，在七十五岁高龄还如此孜孜不倦地学习，这不禁让当时拜访的张大千感到震撼。
毕翁之言或许有些偏激，但中国艺术博大精深，世人为之倾倒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书画是中华民族文化独特艺术表现的一种形式。中国书画艺术魅力是以人格修养和道德情操为主，书画笔墨技法是作者用来表现对象、抒发内心情感和表达思想信仰的工具。用笔的技法，水墨的巧妙、审美的情趣、创造的思维、精神的内涵、独特的个性是中国书画的基本要素。形、意、气、韵、神，是中国书画的灵魂。画之所以为画第一是形，形不似何谓画？画于形内于意，行笔观气韵，韵于墨色生，精于有神，此为中国画上层之作。中国书画的创作十分注重笔墨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审美情趣、意识形态，体现在书画的意境、艺术的境界，讲究的是气韵墨色、书画作品不仅仅反映的是物体的表相，亦是画家的文化底蕴。中国书画的精神内涵和美学标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修养乃是中国书画的根基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总有很多人，只崇尚迷恋西方的艺术，看不到自己身边的瑰宝，甚至鄙视、否定本民族的灿烂辉煌的艺术，致使我们许多优秀的、西方人无法企及的传统文化艺术遗产面临着失传、绝迹。在我们正在“抢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今天，重温毕加索的见解，不无裨益。
1957年，毕加索创作了石版画《斗牛》系列， 从中可见他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斗牛》系列极似中国的写意画，用笔奔放，画面大量留白，毕加索用细点腐蚀技法的反差，充分运用了空间、色彩与线，凸显了斗牛场面的激情，充满西班牙风情。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成为书法家”。《沙滩上的男人与女人》就是体现了中国书画线条的精髓，画家在画线条时，不仅像书法家那样“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极富情致。画家复杂多变的情感，借助这种流畅的线条得到了充分的宣泄。
潘天寿大师对中国书画艺术有着他独特的见解，他强调：“艺术的民族性，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艺，有一民族之特点，因文艺是由各民族之性情智能，结合时地之生活而创成者，非来自偶然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看成是莫大的骄傲，以此来证明本民族的文明程度和聪明才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传统遗产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深，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作为中国人，应该花大力气研究、整理、宣扬我们的民族遗产，并从中推出民族风格的新成就，否则真要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了。”
当前中国书画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弘扬发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首先要在思想意识上，从中国绘画史的哲学理论基础上，总结和寻找中华民族宽广博大、厚重朴实的人文精神，对中国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书画艺术的认知，建立合理的又适合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审美理念，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和书画艺术形态，建构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审美标准和意识导向，有利于中国书画艺术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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