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与不摆架子的小毛驴

黄胄与驴的佚事

黄胄画驴的高超技巧与其对驴的深入了解和观察显然是不能分开的。他笔下的驴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创作的那幅《百驴图》百驴百态，把当时的中国画坛震得颤动了许久。

“文革”期间，黄胄在京郊接受劳动改造。有一天，造反派让他去卖豆腐。“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也是摧残人性、践踏尊严的一场浩劫。你不是爱画驴吗?就让你赶辆驴车卖豆腐!你不是艺术家吗?就让你走街串巷去吆喝，让你颜面扫地!黄胄呢，对待这头小毛驴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除了给它喂草，还常常用自己的饭票给它买馒头吃，有时还喂它糖果。一天，黄胄卖豆腐路过前门，把驴车停在一个小胡同，自己便偷偷上全聚德吃烤鸭去了。进了店门，他正好看见店里的一位熟人，便掏出十几块钱递给他，说：“你给我找个僻静的地方，再给我弄些酒菜来。”这位店员把他领进一个小房间，给他端来半只烤鸭、一只肘子、半斤烙饼，还有二两白酒。待黄胄酒足饭饱再回到小胡同时，车和驴都不见了。他一时慌了手脚，吓出一身冷汗，撒腿直奔路边的警察岗楼。跑到近处，他看见驴车拴在岗楼边，赶紧走到警察跟前，深深地鞠了个躬，陪着万分的小心，说：“这驴车是我的，我是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太会赶毛驴，让它给跑了。多谢您把它拴好了!” 警察上下打量了黄胄几眼，说：“这驴车要造成交通事故，你就罪上加罪了。”黄胄赶忙承认：“是是是。”说着低下头来，等待人家发落。过了片刻，警察对他说：“你还不走，愣着干什么?”黄胄听了，如释重负，又给警察鞠了一躬，才赶车离去。不久，这辆车换给了别人。有一天，黄胄骑自行车外出，恰巧在路上碰到这辆驴车。他和赶车人说了几句话，便蹬着车匆匆地走了，突然间，驾车的毛驴尥开蹶子，如被鞭打一般往前飞奔。赶车人慌了，高喊：“驴惊了，快闪开!”路上的行人纷纷闪到道路两边，走在前面的黄胄也停下车来，闪到路边。那头毛驴跑到黄胄面前，居然一下子停住脚步，还将头温顺地伸到黄胄面前。黄胄用手抚摸着驴的脑门，眼里不由得涌上泪来。

黄胄曾说过： "chr(39)一门精chr(39)就可以把水平提上去。许多大艺术家都有这样的经验。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梅兰芳一生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几出戏。我画驴，也是搞一块实验田。这像科研搞攻关。我就是以此攻笔墨关。通过反复练习，掌握规律，集中精力从这点上突破。这好比纳鞋底，要有锥尖，才钻得深透。搞艺术就要有锥子尖的精神。毛主席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也是这个道理。举一才能反三，一通方可百通。"黄胄先生画驴是很下功夫的。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笔下的毛驴基本上是写实的，略有写意的趣味，显得稚拙可爱，但笔划结构上有不足之处。

画毛驴练笔墨

中国画的高下关键在笔墨,黄胄曾说过他画毛驴是为了练笔墨,最终为了表现人物画的笔墨。一旦受了素描的干扰,中国画的味道就不纯了。黄胄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学院式的素描训练,但黄胄聪明(如前所述是天才型画家),他不是不会画素描,而是不画那种当时苏联式的学院派的僵死的、过于精细的、于中国画无益的素描,他又是性情中人,画速写十分生动。苏式的学院派素描浪费人的精力,泯灭了人的灵性,如果根深蒂固,在创作中国水墨人物画时,其素描关系会时时跑出来干涉笔墨的表现。黄胄没有这些自找的障碍和干扰,他又曾经受过传统派画家赵望云的指导,加之他无所不师、无所必师,使他不受某一家某一派的约束,而独立门户了。黄胄的笔墨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规定,如前所述,他一超而直入中国画标准的最高境界——生动,而且有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准则:散、淡。散就是胸无杂念,包括没有素描式,光暗对比等约束;淡就是绝对自然。

最爱不摆架子的小毛驴

其实，黄胄的画并未对小毛驴进行丝毫粉饰，生活中的小毛驴就是靠自己的踏踏实实，靠自己的表里如一，靠自己的实力，才赢得乡村百姓的喜爱，绝非靠虚张声势，靠吓唬别人的虚伪伎俩过日子的。千余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切，朴实的村民百姓最讲究实际，因为他们深知，光靠虚假与空话是填不饱肚子的，绝不会傻乎乎整日饲养着一个毫无用处只会摆架子的小毛驴。

黄胄曾在所画的小毛驴上题句铭志曰：无能力拒虎豹，有能力曳耕犁。任劳任怨忍饥寒，文人笔下遭卑视。千年冤屈虽未平，自与牛兄比高低。别的寓意且不管，黄胄画小毛驴，他也深知小毛驴的品质。这几句才是小毛驴的真实写照，才道出了一个完整的小毛驴。寥寥数语，胜似《三戒· 黔之驴》百倍。

画家介绍：黄胄(1925~1997)原姓梁，名淦堂。河北省蠡景人。少年时在体育比赛中获得过“炎黄之胄”锦旗一面，后来取其中“黄胄”二字作为笔名，便一直沿用下来，有时也署“梁黄胄”。曾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自幼酷爱绘画，曾从师赵望云。1949年参加人民解放军。1955年调北京为军队专业画家。“文化大革命”中黄胄赶驴三年，与毛驴相依为命，他笔下的毛驴可与齐白石笔下的虾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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